好的传记作品序言，也必定是真实的探索者。

丁言昭著《萧红纪念卡》

这两天，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导演特别版正在热映。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王导在片尾还“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鲜有人知的是，当年引发王导拍摄电影的灵感，来自香港作家刘以鬯创作的同名同题材的长、短两篇小说合集《对倒》。而刘先生曾经为我写序的故事，让我感念至今。

原先我跟着父亲丁景唐研究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左翼文化活动，后来我的研究从鲁迅扩展到与鲁迅有关的女作家，萧红就是其中一位。

我第一篇写萧红的文章是《鲁迅与萧红》，1979年2月发表在《读点鲁迅丛刊》第3期上，以后连续不断地写了30多篇有关萧红的研究文章。1981年6月我到哈尔滨参加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听了许多萧红生前友好的回忆，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印制一些纪念卡，请所有见到过萧红的人在卡上题签，会很有意义吧！后来我真这么做了，并陆续收集到40多张萧红纪念卡，卡上名人荟萃，精彩纷呈。我就想，如果将这些萧红纪念卡的题签写成文章，结集出版，或写本萧红传，那该多好啊！

后来，我们家的朋友、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来约稿，那时他正在主编《中国文化名人传记》，问我有没有兴趣写萧红传。当时已出版好几本萧红传，要超过他们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我想，当时市场竞争不是都在说“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人优我特”吗？我收集的那么多萧红纪念卡，不就是我特有的吗？我就决定来写萧红传。

1991年2月28日，我完成了书稿，可是请谁来写序呢？父亲知道后，说：“别着急，我知道请谁！”“啥人？”“其搭我侬和总样样（他和我们都是）是浙江精（镇）海人。”父亲操着“石骨铁硬”的宁波话。我当然一听就听懂了，但还是催着父亲快说是谁。“是香港的刘以鬯。”“啊，他是名家啊！他会同意吗？”“你就等着吧！”父亲眨眨眼睛，笑了笑。

丁言昭与刘以鬯先生的往来书信

果然，刘以鬯先生于1991年3月21日寄来《〈爱路跋涉〉序》。读了刘以鬯先生的序以后，我深深地为他的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这样一位香港文坛的教父级前辈，为我这样一个年轻作者写序，本来根本不用费劲，提笔就能完成。可是他不，看了众多的当时出版的萧红传，并一一指出每一本的不足之处，说：“传记以记述事实为主，必须从确证中求索真相。”“写传记的学者在使用材料时倘若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就不可能写得准确。”接着刘以鬯先生比较了9位作者写的萧红传记里对萧红去世地点的不同说法，来证明：“好的传记作家必定是真实的探索者，因为真实是衡量传记优劣的价值尺度。” 而他如此严谨的态度，让我不禁想到，好的传记作品序言，也必定是真实的探索者！接着刘先生还说：“丁言昭懂得这个道理，在掌握有利的条件后，下了很大的功夫求真求是，准确地、翔实地、可靠地记录了萧红的一生。” 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篇序发表在1991年5月5日的《香港文学》上。

丁言昭著《爱路跋涉——萧红传》

1991年7月我的《爱路跋涉——萧红传》一书由台湾地区的业强出版社出版，1993年9月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改名为《萧红传》。台湾版的书的封面，在湖蓝色的底版上印了萧红儿时、青年、中年的3幅照片，当中偏右处，醒目地印了书名：《爱路跋涉——萧红传》。旁边写了一行字：“一个交织着热情与孤独的身影，以最真挚的情感及纤细敏锐的心灵，将她满腔的热烈情爱，羽化成一篇篇对生命的讴歌。” 在书的最右边，则印了刘以鬯先生在序里的两句话：“萧红为呼兰河写传，写出一部优秀的小说；丁言昭为萧红写传，写出了一本优秀的传记”，这又让我在感动之余，不禁有些惶恐。

当父亲拿到台湾出版的书后，爱不释手，看了又看，说：“我搞了那么多年出版，第一次见到这么精美的书籍。”

最后，告诉大家，我40多年前的心愿终于实现了：2024年10月，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萧红纪念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