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产片整体质量回暖的暑期档，电影《戏台》低调上映了。

影片自从点映起上座率便极高，品质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目前在口碑发酵的效应下，本片的预测票房已经相当可观。

这一切的成功，都离不开海报上那张曾经逗笑过十几亿中国人的面孔：陈佩斯。

对于不太关注他的观众而言，陈佩斯似乎在1998年的春晚之后就陷入沉寂，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再面向全国观众的任何动态，只是极少数地偶尔出来在综艺里亮个相，用现在的流行词讲叫“飞行嘉宾”。

可是陈佩斯自己却一直都没有飞行的感觉，相反，他好像一直都是个双脚踏在泥地里，不考虑他人的眼光，始终在泥泞里反复摸索着什么的人。

因为，在入世和出世两种境界之外，陈佩斯一直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活法。

回首萧瑟处，无雨也无晴

在大众印象里，提起陈佩斯，就不可能绕得开春晚小品这个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84年，在春晚导演黄一鹤的鼎力担保下，陈佩斯与搭档朱时茂二人顶着压力首上春晚，在一众不赞成的目光中，把开怀大笑还给了全国人民，顺便开启了“小品”这一娱乐形式的全新品类。

为什么有人不赞成？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让全国观众都笑得前仰后合，这会是一件太不严肃的事儿，有损央视春晚的分量。

但就像陈佩斯在《主角与配角》里那句经典台词：“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

全国观众不在乎分量不分量，只在乎谁能让他们开怀地笑一场。

于是1984年春晚《吃面条》播出后，全国人民都记住了这个洋相百出的滑头“陈小二”，陈佩斯甚至在厂里蹲坑时，都能听到隔壁在讨论他们的小品。

结果就是新一年春晚再度找上门来，导演对陈朱搭档二人极尽溢美之词，大有春晚离不开他俩之意。

当时还年轻的陈佩斯，面对这样的成功自然内心有所动摇。而且他和朱时茂也打心底觉得，能把笑声重新带给中国人民是一种殊荣，因此选择继续与春晚合作，这一合作就是11回。

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和朱时茂最后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次年，二人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打起官司来，虽然此案最终以二人胜诉而告终，但时至今日，陈佩斯都没有再上过春晚。

后来有人采访陈佩斯，他表示自己离开的理由并不只是版权，主要是那个舞台已经把他整个人给“拴”住了，让他难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以哈文导演为代表的央视方曾多次向陈佩斯发出重返春晚的邀请，但每次都被陈佩斯婉拒。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的陈佩斯已经云淡风轻，完全没有外界猜测中的那般纠结和愁苦。此时他的心境，就如同他最欣赏的苏东坡词里写的一样：“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莫听穿林声，清风拂山岗

比起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后依然过得不错的事实，人们更愿意相信，他是像传言中说的那样，跑到了北京偏远的一座山上，只能靠种石榴树和卖树苗维生——毕竟，人人都爱看陷入落寞的悲情英雄的故事。

陈佩斯无奈，只有接受外界这样的误解。

正如1985年，刚开始在春晚打出名气的他，拍摄电影《少爷的磨难》时的遭遇一样：

当时他为了一场被强盗抢劫后光脚追车的戏，踩着地上看不见的蒺藜刺跑了几十米路，越跑越瘸。偏偏这时候片场周围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群众，他们一看，哟这不陈佩斯吗。

于是陈佩斯这边踩得越疼，那边群众反而就越笑得前仰后合。

多年后的陈佩斯认为，这个让他丢尽了脸的时刻，内里蕴藏着喜剧技巧的不二法门。

这个领悟后来被他发展为了自己著名的“喜剧差势理论”，即“喜剧效果来源于落差”。这个落差来源于地位身份落差，来源于信息差，也来源于优越感的差距。

就像《警察与小偷》当中的设计，朱时茂警察和假扮警察的陈佩斯小偷之间本就有着天然的身份差距，而观众则有了掌握更多背景信息的优越感，一来二去，这戏自然就好笑了。

随着陈佩斯对喜剧的理解逐渐深入，在父亲陈强的鼓动下，他们一起创作并演出了多部“二子系列”和“父子系列”的平民喜剧电影。

在时代日新月异的80年代中期，父子俩用光影记录了一代中国人经历下岗、下海、高考、办证等种种谋生的方式。在呈现人民群众一步一脚印追求幸福生活乐观图景的同时，陈强和陈佩斯也力求为观众带去更多欢乐。

尽管在当时还较为拘束的社会氛围下，陈氏父子二人的电影作品经常被定性为追求笑料的低俗作品，但陈佩斯始终不忘“以小人物写大喜剧”的初心。

而在离开春晚舞台后，淡出大众视野的陈佩斯就更加潜心地研究自己的喜剧理论，并不断尝试用舞台剧的形式将之实验出来。

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从今天来看很难想象，从事喜剧行业起初并不是陈佩斯的本意。甚至他在搞喜剧的数年之后，还在思考什么时候转行的问题。

春晚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陈佩斯坚持做喜剧的想法。他认为自己既然被推到了这个能带给人民快乐的位置上，就有义务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而在看到卓别林的经典喜剧之后，陈佩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卓别林的电影以乐写哀，他觉得这太高级了。

于是从2001年开始，陈佩斯就始终致力于在《托儿》《阳台》等话剧中实验自己的喜剧理论。他将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小人物的困境等思考灌注到自己的作品中，并像卓别林一样用令人捧腹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2015年首演的话剧《戏台》，据陈佩斯说是他“等了60年”的作品。

在电影《戏台》路演现场，有观众说他们都感觉欠陈佩斯一张电影票，但陈佩斯摇摇头说不对，是他欠观众一部电影。

回想80年代，陈佩斯花两万块钱在昌平盖了一所房子，其中一万块钱还是问朱时茂借的。结果父亲陈强一看就来气，直骂陈佩斯浪费钱。但当老爷子真的住进这间房时，饱受苦难的他，却在儿子盖的这间房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如今已年过古稀的陈佩斯，也许正是想起了当时回心转意的父亲，才决心重新投身电影制作。而对于观众和这个暑期档而言，陈佩斯和电影《戏台》的到来，也都算得上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幸运。

一生低调且慎独的陈佩斯，也许不会同意他是“国内最后一位喜剧大师”的说法，或者说不想同意。

因为他最希望的，就是把喜剧的这套理论传下去。但他作为一代喜剧艺术家所做的榜样，以及给一代代观众带去的欢笑，舞台会记得，大银幕会记得，观众也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