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人说，他是“80年代的周杰伦”，上过央视春晚，不仅会唱歌，还是舞蹈演员出身，简直是全能型艺人！

谁料，天妒英才，2011年他即将推出新专辑的时候却毫无征兆的失踪了，从此后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他的离开，对整个歌坛无疑是一大损失，也成了家人和粉丝心中难以言表的遗憾。

他是谁，为什么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又为什么会下落不明呢？

从舞蹈演员到歌手的蜕变

1961 年的鼓浪屿，海风里都飘着琴音，周峰就出生在这个满是音乐细胞的岛上，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曾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小时候，他最常做的事，就是趴在窗台上看母亲练功，踮脚、旋转、抬手，那些流畅的动作像种子，悄悄落在了他心里。

7 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到安徽省艺术学校学舞蹈。那会儿的艺校可不是轻松地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压腿、下腰，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得咬牙坚持。

9 岁正式开始系统训练时，他的脚踝上总是带着青紫的伤，可每次老师夸 “这孩子有灵气”，他就觉得一切都值了，17 岁毕业，他被海政文工团挑中，成了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在文工团的日子，是规律得像钟表一样的。每天清晨的出操，排练厅里重复到麻木的动作，还有全国各地跑演出的奔波。他曾在零下几度的露天舞台上跳完一整支舞，汗水浸透了演出服，下台时冻得直打哆嗦；

也在挤满了战士的礼堂里，因为一个完美的托举动作，收获过雷鸣般的掌声。可时间久了，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 那些程式化的动作里，好像少了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1981 年，团里要给一部叫《三笑》的电影配唱插曲，找了几个嗓子不错的演员试音。周峰本是陪同事去的，闲着没事哼了两句，却被导演叫住：“就你了。”

那是周峰第一次对着麦克风唱歌，紧张得手心冒汗，可当歌声从音响里传出来时，他愣住了，原来自己的声音，能这么清亮，这么有劲儿。

那之后，他总在排练间隙偷偷练唱。文工团的琴房里，常常能听到他跟着钢琴哼唱的声音，有时是民歌，有时是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港台小调，1982 年，他做了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脱下军装，去深圳。

登上春晚舞台后，他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

那会儿的深圳刚成经济特区，到处是脚手架和尘土，也到处是“敢闯”的人，周峰揣着攒下的几十块钱，在香江饭店找了个唱歌的活儿。

饭店的舞台很小，底下坐的大多是做生意的老板和打工仔，他抱着吉他唱些流行歌，有时唱到一半，台下还会有人喊“换首带劲的”。可他不在乎，这里的空气里都是自由的味道，比文工团的排练厅新鲜多了。

命运的转机来得很突然，一天晚上，香港文志唱片公司的人来饭店吃饭，正好听到周峰唱《夜色阑珊》的试唱版。那人当场找到他：“跟我们签约吧，做专业歌手。”

1982年，内地歌手签香港公司还是件新鲜事，周峰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他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他从一个普通舞蹈演员，变成全国人都认识的明星。

1984年，《眼之魅》专辑在深圳上架时，谁也没料到会火成那样。磁带封面是周峰穿着白色衬衫，眼神清澈，背后是模糊的城市夜景。货架上的磁带第一天就卖空了，老板急着打电话催货，说“排队的人能从店门口排到街角”。

专辑里的《梨花又开放》其实是翻唱，但周峰唱得不一样。他把对鼓浪屿老家的思念揉进了歌声里，那句“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唱得软软的，带着点孩子气的怀念，一下子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后来有人说，这首歌里有“中国人最懂的乡愁”。

同年10月，央视《九州方圆》晚会上，周峰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唱《夜色阑珊》。那首改编自日本歌曲的曲子，被他唱得既有都市的热闹，又有年轻人的朝气。晚会一播完，全国的收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

1985年的春晚，周峰唱了《赤子心》，舞台很大，台下坐满了人，镜头扫过观众席，能看到有人跟着节奏点头。他唱到“妈妈的叮咛，在我心中藏”时，声音有点发颤，那天他特意给厦门的母亲打了电话，母亲说“家里的梨花开了”。

这首歌让周峰彻底火了，走在街上会被认出来，信封装着粉丝的信，从全国各地寄到唱片公司，堆得像小山。

从事业巅峰到无人问津

毫不夸张的说，那几年，周峰是真正的“顶流”。1986年的“神州十大歌星”大奖赛上，他一出场，台下的掌声就没停过；

发行的《玛俐》专辑卖了800多万张，要知道那会儿一张磁带10块钱，普通人月薪才100块，这销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专辑里的《我是一只孤独的小船》，被韩红、孙楠这些后来的大腕翻唱过，连《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都出现过。

周峰的演唱风格很特别，不飙高音，不耍技巧，就像在跟你聊天。有人说他是“内地第一个流行偶像”，比张国荣的《Monica》还早几年把日式流行本土化。

他在舞台上总是笑眯眯的，不装酷，唱到高兴时会挥挥手，像跟老朋友打招呼。粉丝见面会时，有姑娘紧张得说不出话，他会主动说“合张影吧”，然后把胳膊搭在对方肩上，笑得很灿烂。

可周峰心里总有点不满足，1987年，他签了英国环球唱片，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身边人劝他“国内市场这么好，别折腾了”，他却摇摇头：“总觉得还能唱得更好。”那年他去了伦敦，带着母亲给他缝的被子，还有一箱子磁带。

可惜，伦敦的日子并不好过，公司让周峰改英文名，唱英文歌，他不愿意：我是中国人，就想唱中文歌。结果专辑没做起来，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母亲为了支持周峰，辞了工作在深圳开了家小服装店，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攒下的钱一点点寄到伦敦。他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挺好的”，挂了电话却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呆。

1989年，周峰偶尔能在当地的华人聚会上唱歌，台下的人不多，大多是留学生，有人会喊“唱首《梨花又开放》吧”。他唱着唱着就哽咽了，原来最想听他唱歌的人，还是那些说着中国话的同胞。

1990年代的内地乐坛，像变了个样，毛宁、杨钰莹这些年轻歌手冒了出来，唱着更轻快的歌；唱片店里，港台明星的海报占了半面墙，周峰1993年回国时，发现自己的名字渐渐被人忘了。

母亲去世后，他性情大变，下落不明

事实上，周峰也曾尝试着发过新歌，可听的人不多。有次去参加地方台的演出，主持人介绍他时，台下有人小声问“周峰是谁”。他站在舞台上，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突然觉得很陌生。后来他说：就像你一直往前走，回头一看，路不见了。

2003年，周峰在深圳参加《感动深圳》演唱会，唱的还是《夜色阑珊》。舞台上的灯光很亮，可台下的掌声稀稀拉拉。有记者采访他，问“还想红吗”，他笑了笑：“能有人听我唱歌就行。”

真正压垮周峰的，是母亲的去世。2011年春节，母亲突发心梗，走得很突然。周峰赶到医院时，太平间的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突然蹲在地上大哭，像个迷路的孩子。

母亲是他最亲的人，从他学舞蹈时陪他压腿，到他去深圳时偷偷塞钱，再到他在伦敦时攒钱寄给他，这个女人几乎为他活了一辈子。

母亲走后，周峰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他搬到罗湖区南华街一个1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窗帘总是拉着，白天也开着灯。邻居说，常看到他半夜在楼下转圈，嘴里念念有词，有时还会对着空气说“妈，我错了”。他开始失眠，靠安眠药才能睡几个小时，精神越来越差。

2011年5月8日那天，天气很好。监控拍到周峰背着双肩包，在楼下便利店买了瓶矿泉水和一个面包。他付了钱，转身走出店门，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是所有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朋友何立鸥第二天去找他，想商量一场怀旧演唱会的事，却发现公寓换了租客，租客说“前几天刚搬进来，原主人没留下任何东西”。

家人报警后，警察调了周边所有监控，只看到他走出便利店后，往罗湖口岸的方向去了，他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口岸附近，然后就关机了，再也没亮过。

妹妹周丹飞到伦敦，他以前在那儿租的公寓早就空了，房东说“三年前就没人住了”。警方查了出入境记录，发现他3月去过香港，但已经回了深圳。

有人说在香港街头见过一个像他的流浪汉，有人说他去了福建的山里出家，甚至有人说他可能“不在了”。可这些传闻，最后都没被证实。

结语

如今，周峰的家人还在等，妹妹周丹每年都会去深圳，沿着当年监控拍到的路线走一遍，从南华街的便利店走到罗湖口岸，逢人就问“见过这个人吗”。她手机里存着周峰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笑得很阳光，一点也看不出后来的愁绪。

没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或许像有些人猜的，他在某个没人认识的小镇，开了家小店，偶尔会哼起《梨花又开放》；或许他真的遇到了什么意外，像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大地。

但无论如何，周峰留下的那些歌还在，每当春天来临时，总会有人想起那个唱着梨花的男人，想起80年代的风，想起那些简单又热烈的日子。

就像歌里唱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只是看花的人，不知在何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