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4年5月出席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时，公开宣称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面临灭顶之灾之际，没有任何国家提供援助，这种表述直接否定了中国对犹太难民的实际救助历史。

他进一步将犹太人的幸存归结为上帝的旨意，这种言论从中国立场来看，不仅抹杀了历史事实，还忽略了中以两国间基于人道主义的往日交谊。中国在二战中为犹太人开辟的避难通道，本是人类互助的典范，却被一笔勾销，引发广泛质疑。

历史记载显示，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犹太人遭受纳粹德国系统性迫害，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反犹浪潮升级，数万犹太人流离失所。许多国家关闭边境，中国却成为少数例外。

伪满洲国驻德国使馆参赞王替夫，利用职务便利，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累计超过一万张。这些签证允许犹太人经由西伯利亚或海路抵达中国东北和上海，避免落入纳粹魔爪。

王替夫的行动并非孤例，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在维也纳也签发数千签证，挽救无数生命。这些举动源于中国对人道的坚持，而非政治算计。

上海作为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地，接收约两万五千名犹太人。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1939年至1941年间陆续抵达。上海虹口区霍山路、舟山路一带形成犹太社区，难民们开设商店、医院和学校，融入当地经济。

统计表明，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生存率极高，仅有少数因疾病或战乱离世，与欧洲六百万犹太人遇难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民众提供住所和工作机会，犹太人则贡献专业技能，如医疗和工程，帮助战时上海维持运转。这种共生关系体现了中国包容传统，却被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一概否定。

内塔尼亚胡的表述并非首次引起争议。早在2013年，他访问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时，曾公开表达感激，称中国为犹太人提供了庇护所。2015年，他又在宣传片中感谢中国人民，强调这份特殊友谊。

但2024年的言论逆转了这一立场，将一切归诸神意。这种转变从中国视角观察，反映出以色列外交的实用主义倾向。历史恩情在当下地缘政治中被淡化，中国援犹事迹成为可有可无的注脚。

日本在二战中曾推行河豚计划，意图吸引犹太人移居满洲，以换取国际资金支持。1934年，日本企业家鲇川义介提出方案，计划吸纳三万至六十万犹太人，在东北建立自治区。

1938年内阁批准犹太对策要纲，上海被视为潜在犹太区。但计划因德国盟友压力和内部反对而流产，避免了更大规模移民。

若成功，中国东北可能面临土地争端，犹太人或以宗教理由主张权益。河豚计划的失败，从侧面凸显中国独立处理犹太难民事务的意义。

更远的追溯显示，犹太民族与援助国的关系往往复杂。

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解放犹太人，允许重建耶路撒冷神殿，但犹太经典将此归功上帝，而非人间君王。

以色列对伊朗作为波斯继承国的态度，也多以军事行动回应，常有轰炸事件发生。

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中也有印记。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初战不利，俄籍犹太商人提供两千两百万英镑资金，支持日本舰队补给，最终助其击败沙俄，控制中国东北。这些犹太商人虽为俄国籍，却选择援助日本，改变了东北格局。

宋代，中国收留犹太人，开封成为早期社区，他们融入社会，经商兴旺。但南宋末期，个别犹太家族如蒲姓，使用私兵卷入内乱，向元军献情报，导致皇室和平民损失。

清末，部分犹太商人参与鸦片贸易，与英国合作，将毒品输入中国，引发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财富外流，百姓生灵涂炭。

这些事件说明，援助虽基于善意，但回报不总对等。内塔尼亚胡的否认，让中国人反思历史循环，恩义有时被遗忘。

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忽略了二战中中国自身的困境。中国当时饱受日本侵略，东北沦陷，上海租界区勉强维持中立，却仍为犹太人敞开大门。这种付出源于传统文化中“济危扶困”的理念，而非期待回报。

战后，犹太难民陆续离开上海，许多返回欧洲或移居以色列，中国人捐助资金和物资，助其重启生活。上海犹太纪念馆至今保存相关档案，提醒世人这段历史。

以色列建国后，与中国关系起伏不定。1949年中国承认以色列，但冷战时期疏远。1979年改革开放后，双方贸易渐增，至2024年贸易额超百亿美元。

中国投资以色列科技领域，如农业和网络安全。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加剧了民间不满，一些中国人质疑以色列的忘恩负义。历史教育中，二战援犹故事被纳入教材，强调中国在全球人道主义中的角色。

中国坚持历史真相。二战援犹不仅是过去，更是当代中以对话的基础。内塔尼亚胡的否认虽一时喧嚣，但事实经得起检验。

中国将继续推动文化交流，如上海博物馆展出犹太文物，邀请以色列学者研讨，避免类似误解重演。这种努力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超越一时言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