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电影《得闲谨制》全国上映。这部由“正午阳光”班底出品，肖战主演的战争题材电影，在上映第二天取得突破1亿元的票房成绩。

《得闲谨制》改编自兰晓龙原创故事《宜昌保卫战》，以1940至1943年鄂西会战为背景，聚焦石牌保卫战关键战役，讲述南京沦陷后逃至宜昌深山小镇的百姓群体，在日军误入后展开殊死抗争的故事。

从“飘零”到“扎根”：战争碾压下的小人物觉醒

区别于战争巨制惯常的宏大叙事，《得闲谨制》巧妙地以一条船引入故事，而这艘船最终驶向并扎根于一个村庄。在“南京沦陷—宜昌失守—石牌胜利”的三幕式结构中，影片勾勒出的是一幅平民逃难、栖居乃至抗争的流动图景。

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未急于赋予这群小人物以英雄光环，而是不疾不徐地铺陈战争如何如砂纸般，一寸寸磨去他们苟安的幻想，最终让抗争从生存的本能中自然生长出来。 船，是乱世中微弱希望的载体。船上，以钳工莫得闲（肖战 饰）为代表的百姓与失散士兵肖衍一行人，在战火中漂泊，所求无非一处安身之所。从流动的江船到暂居的村落，每一次迁徙都是生存空间的被压缩，直至退无可退。影片的笔触始终是冷静而克制的，它着力展现的并非戏剧性的突变，而是环境巨压下，人物内心那缓慢而坚硬的质变过程：一群原本只求安稳的普通人，在战争碾压下逐渐从“逃避”走向“面对”。

电影在小人物的塑造上尤为细腻，赋予了每个人物鲜明的性格纵深和文化隐喻。老戏骨杨新鸣饰演的“太爷”，以“疯癫老神仙”的姿态穿梭于战火。开场他执意跳江“顺流归宁”，被曾孙莫得闲以“这是黄河”善意哄骗，这一情节既是笑料，更是深刻隐喻：太爷是“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化身，对完整土地的渴望深植骨髓。然而，当战争彻底打破安稳幻象，他一面挥起锄头镰刀御敌，一面又忙不迭地赶猪喂鸡——这种在极端情境下依然迸发的生活本能，让他的“疯”有了扎根土地的、令人信服的逻辑。电影通过太爷这个角色告诉我们，最坚韧的抗争意志，往往萌生于对最平凡生活最执拗的眷恋之中。

另一面的普通人，则以梅德福为代表。他怯懦、畏缩，本能地寻求躲避与求和，映射出人性中普遍的真实弱点。这种对“和”的渴望，深植于“礼之用，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却也易在强敌面前演变为惰性。然而，同样来自文化深处的，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共情与仁义。“德福”之名寄托着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也正是这份对乡亲情谊的珍视，最终驱动他冒险报信。他在弥留之际说出的“要为一群人报仇”，完成了从惧死到向死而生的精神觉醒。《得闲谨制》刻画普通人的转变，不是陡然升华的英雄主义，而是将他们置于战火的灼烧下，让他们重新审视“生”与“和”的真正代价——有时，真正的“和”，需要以决绝的抗争守护。

凡人之躯，精工之魂：战火中升腾的“谨制”精神

片名《得闲谨制》源自“物勒工名”的工匠传统。这不仅是莫得闲作为手艺人的职业操守，更成为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在太平年月，“谨制”是对手艺的敬畏；在烽火连天时，“谨制”则升华为对生命的责任、对家园的守护。

影片中，莫得闲与肖衍这一对因“炮”结缘的“冤家”，各自完成了精神的淬炼。莫得闲是一名有骨气的钳工，“物勒工名”的训诫刻入骨髓。避居山村数年，他一度怀有“就这样吧”的妥协，认为一个百姓工匠能做的有限。然而，匠人之魂终究不甘沉沦。民族危亡之际，“不差一分一毫”的不应仅是手艺，更应是一颗不畏强敌的心。他的转变，是从“做好匠人”到“做有担当之人”的觉醒，手中的工具自此成为抗争的延伸。

与之相映的，是防空炮长肖衍的身份重构。他曾固执认定自己的炮“只能打飞机”，自己也只是“专打飞机的防空炮长”。这种对专业身份的坚守，在战友殉国、家园遭践踏的现实面前逐渐崩塌。最终，他直面内心恐惧，将炮口转向所有入侵之敌。他依然怀有恐惧，却真正成为了为守护而战的士兵。

这种源于最朴素“职守”的坚守，同样体现在船夫康灵宝身上。决战关头，他以身压梯——作为出过海的人，他知道这样压船最稳妥。这些看似微末的坚持，以最朴实的方式，诠释了“各司其职，天下大同”的生活哲学。

《得闲谨制》以一场具体的战役为背景，最终镌刻下的，是一群“看不见的”人的姓名与灵魂。它不刻意渲染悲壮，而是以平静克制的姿态，深入历史的皱褶，让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与心境自然浮现。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挣扎、他们的选择，共同铸就了一部属于凡人的、有温度也有力量的战争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