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只来自明末清初小说《后西游记》的小石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闯入湖南卫视黄金档。作为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AIGC长剧，也是“广电21条”后首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剧集，《后西游记》首播拿下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第一，全网传播量近30亿次，截至目前斩获258个全网热搜，更在资本市场激起巨大涟漪：芒果超媒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市值增加逾百亿元，带动A股影视传媒板块集体走强。

面对这一切，总导演李东珅，这位曾以《河西走廊》《中国》系列被誉为“历史类纪录片天花板”的创作者却异常清醒：“这个片子的开创性大过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它不是一个句号，甚至连逗号都算不上。”

从追求“每一部都是作品”的纪录片，到拥抱观众、拥抱AI做一部“产品思维”的神话剧，李东珅的跨界背后，是一场关于创作心智、影视工业乃至人类表达方式的深刻实验。日前，李东珅导演接受观察家采访，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话中，他详细拆解了这次实验的缘起、过程与顿悟。在他看来，AIGC带来的不仅是工具的迭代，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革命：创作者必须从骨子里“忘掉摄影机”，才能在算法的浪潮中找到新的锚点。

每一代人都要走

自己的西行路

跨界并非一时兴起。在制作纪录片《台湾岛记》时，李东珅的团队便依托芒果TV的AIGC创作平台“芒果灵创”，跑通了长剧集AIGC的工作流。在他看来，那是“AIGC的石器时代”。技术的可行性给了信心，而选择《后西游记》作为载体，则源于对古典文学的系统考量。在四大名著中，他认为《西游记》最具备改编空间，恰巧又发现了《后西游记》这本小说，于是“借用了这个动机”。

更重要的是故事内核的投射。“其实每一次创作，我都会把自己投射进去。”李东珅坦言，孙小圣就是自己的影子。“我的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这个设定承载了他对人生的核心体悟：根本性是你自己内心的强大。而孙小圣最终与唐僧继任者、猪八戒之子等新一代伙伴重走西行路，则传递了另一个普世主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每个人都在取经的路上。

而这次创作本身，也是李东珅心态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从“作品思维”到“产品思维”。他坦诚，以前做纪录片“每一个都要名垂青史，是自己给自己背的一个包袱”。做《后西游记》则不同：“实事求是，这一次的创作是我有史以来最快乐的一次创作，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责任。我指的是没有历史责任，没有那种过于强烈的历史包袱。”他形容这种状态“非常随心”，“以前是不能这样讲的，历史是怎么样就得怎么说；那现在就可以更随心一些，就像我说孙小圣一样。”

他进一步阐释了“产品思维”的含义：“产品就是可以拿来被更多的人讨论和娱乐和消费的。”过去做纪录片，“不需要太过在意观众的感受，因为纪录片的受众群体比较小众”，而《后西游记》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想要做给观众看的，观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的多给一些什么。”正是这种心态转变，让整个创作过程变得格外愉快。心态的转变，让整场创作变得格外轻快。

关于未来，李东珅已有清晰规划：孙小圣和小胖猴将各自衍生出另一版现实故事，也将在芒果TV推出；但他明确表示不会重拍《西游记》正传，“用新创造出来的人物去讲述想讲述的故事，这件事会一直延续下去。”对于角色造型，他同样保持着开放心态，并不纠结于“写实”与“可爱”之间的分寸。“AIGC是加分项，我们给他一个动机，然后AIGC会给我一个他理解的反馈。如果有惊喜，我就会选择。”在他看来，最终呈现的孙小圣，不同于真人扮演的猴子，也不同于建模的卡通形象，“它就是一个猴子”。

面对播出后的热度，李东珅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他并不认为这是因为片子本身有多么出色，“而是市场太需要一个新话题了”。一个更让他确信的判断来自行业内部：几乎所有主流影视公司和平台负责人都来看过，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开创性大过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扔掉摄影机之后

如果说题材和主题是选择，那么创作方法的转变则是一场“革命”。李东珅认为，AIGC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思维方式的转换：从脑子里去掉那个无处不在的摄影机。

他阐释道，摄影机发明150年来，影视工业的底层逻辑是“记录”：模拟人眼把光影记录下来，生成定格再连成影像。而AIGC的底层逻辑是“定帧”。创作者只需设定关键帧的画面构图、光影、人物关系，中间的动态衔接交给模型。“没有摄影机，只想定帧，这可能更符合AIGC时代的影像生产。”

这一思维的转变其实早有预演。在制作纪录片《中国》第三季时，因讲述中国神话与上古故事，李东珅没有选择真人扮演，而是找了一批画家手绘历史场景，再用传统CG模式实现“图生视频”。那大半年他每天都在看画、想象画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当面对《台湾岛记》和这次面对孙小圣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这种思维逻辑的变化，它就是一个定帧逻辑。”

“比打破规则更重要的，是建立秩序，而这个‘天理’，就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个是我面对AIGC的心态，也是我想通过这部作品传递的根本。”李东珅说。

这种思维重构在团队构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项目近百人团队中，学电影出身的不到30%，70%是美术生。传统的编剧、灯光、摄影等工种弱化，甚至在未来，剪辑师这个岗位都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美术师和“抽卡师”（AIGC导演）。团队约100多人，分为导演编剧组、仅2人的制片组、约30人的美术组、60多人的“抽卡师”组，以及算法工程师小组。

而AIGC也颠覆了“资产”的定义。在传统建模时代，资产是可复用的模型库；但在AIGC流程里，“资产”就是最终生成的视觉产品本身，它会被模型再次“学习蒸馏”，变形再输出。“跟以前所谓的建模时代的资产是没关系的，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李东珅认为，AIGC最大的社会意义是“创作平权” ：所有人都可以去做创作，而创作的平权会导致影像的作用发生变化，从欣赏走向社交。

与AI“掰手腕”的日子

在具体制作中，李东珅将AIGC视为“有自身理解逻辑的智能伙伴”，而非被动工具。一次“尾巴危机”生动诠释了AI的“智能”边界。李东珅举例，在生成孙小圣成长为孙悟空的关键镜头时，角色突然变得异常僵硬。团队花了整整十天排查，最终发现症结竟在于早期人设图忘了“加尾巴”：AIGC因此判定这是一个“人在扮演猴子”，面部假体感导致表情僵硬；当“加尾巴”后，AI才判定为“猴子演猴子”，一切恢复生动。李东珅以此例说明：“模型是一个智能体，它真的不是摄影机或者建模软件。”

另一个细节揭示了AIGC生产的“人工含量”。为保证镜头间情绪连贯，团队曾为一个镜头写出七八千字的提示词，精细到“面部的哪一块肌肉开始抖动”。“刚开始磨合就是需要这样做。”但模型没有“记忆功能”，下一个30秒的镜头需要重新构建情绪逻辑，这是目前最大的技术难点。李东珅已向技术合作方芒果灵创和火山引擎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尽快开发“一整集放在一个任务条下完成”的工具，以保障表演的情绪连续性。

在技术合作上，芒果灵创的角色不止于模型提供。李东珅特别强调，芒果灵创区别于其他模型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地理接近性带来的快速反馈：“我跟火山引擎的同学讲，你们做模型，你们身边是没有时常在的这种创作团队的，而芒果灵创的楼上楼下，都是导演和制作人，他们随时可以得到制作需求的反馈，所以它的适用性非常好。”他透露，芒果灵创在《台湾岛记》和《后西游记》的创作中，最大的支持是整个工作流的建立。算法师团队“跟组”作业，他随时下达算法指令，比如要求做一个“平衡仪”来模拟摄影机的运动方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把它做出来，我就可以用了。”此外，芒果灵创还提供人设图生成、镜头运动、算力管理、视觉稳定性与统一性等辅助工具。火山引擎则是另一重要技术合作方，双方在模型应用与情绪连续性等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

在反复的磨合中，李东珅也梳理出一套与模型协作的方法论。他总结道：“模型一定会成长，而我们能做好的准备就是工作流的准备。”比起焦虑AI技术的迭代速度，他更愿意把精力花在建立一套稳定高效的沟通方式上。这才是创作者真正可控的部分。

这套工作流带来的效率提升，在预算和工期上体现得格外直观。《后西游记》第一季30集，单集成本控制在90万元左右，每分钟2到3万元。整个预算构成被压缩为三大块：人员劳务、日常开支和算力成本，后者约占总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李东珅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变化：“100人干了传统2000人的活。”传统实景、服化道、庞大后期等成本项，几乎全部消失。

红利之后的回响

在李东珅看来，《后西游记》能顺利走到观众面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红利”。

一是“广电21条”带来的政策红利，让剧集可以“边播边审”。“以前一个片子做好提案，两年后推出，时代和观众情绪都变了。”而AIGC的快速修改能力让创作时效性大大增强。李东珅强调，“边播边审”这一模式之所以能在AIGC剧集上实现，正因为它符合AIGC的两大特性：时效性和快速性，这是传统真人剧难以做到的。团队几乎靠“飞页”推进，成片与初始剧本已面目全非。例如，原本设定牛魔王为反一号，但AI生成的一场聚会中猕猴王神态更“阴”，人设随即调整。

二是技术成长红利。“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次的视觉还没有那么好，结果在模型成长以后呈现的视觉变得更好了。如果都压在一起播，可能就赶不到这种技术成长的红利。”分阶段播出，让视觉质量可以随模型迭代而提升。

与观众的“共创”同样关键。李东珅坦言，过去做纪录片时“经常会有一种恐慌感，因为纪录片的观众是很沉默的，他们经常不会发声，所以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很闭门造车的状态”。而这次完全不同，“我可以感受到观众，我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反馈”。首轮播出后，团队将系统梳理全网意见，“选取一些有趣的建议。因为观众很有意思，他们会有一些很灵动的想法”。湖南卫视主持人陈若彤曾在凌晨3点半给李东珅发来很长的观后感，其建议已被采纳进收官视频。他甚至考虑未来开放人设图和场景图，让观众来做番外篇的创作，以此实现更深度的“用户共创”。

谈及“被看见”的意义，李东珅特别提到了资本市场。“这个片子真正的破圈是来自资本市场的反应。资本市场是理性的，他们用钱投票。以前大家质疑‘要不要把AIGC引进影视生产’，这个片子已经帮助回答了。”市面主流影视公司和平台都已来交流过，共识是：这部作品的开创性，大过了它本身。

这让他对AIGC的未来有了更本质的判断。他认为，AIGC将改变视觉的功能性，影像不再只是用来“欣赏”的，未来会变成一个“社交”产品。

对于整个行业的走向，他给出了一个激进的预测：两年内，90%的影像产品（新闻除外）都会用到AIGC；两年后，超半数长剧将完全靠AIGC抽卡生成。他将人类历史视为三次伟大革命：火、哲学、AIGC。而这一次，涉及物质与精神的双向变革。面对变革，他对从业者的建议是：像《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忘记九阴真经”那样，“你越早彻底放弃以往的生产经验，你就能学会更多。”他观察到，阻碍人们进入AIGC的无非两点：一是情绪型抵触，“我认识的朋友中至少有两个人至今不用微信”；二是自我革命的能力。“选择困难症的同学也很难做AIGC，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选。”

回到技术本身，他认为视觉模型已很好解决了物理光影，下一步应聚焦于人物面部细节，尤其是眼睛里情绪细节的提升，以及生产工艺上的“记忆性”以保障表演连续性。他透露，目前AI已能生成“真人实拍感”的画面，模型能力足够支撑技术想象。至于AI编剧？“文本大模型还不太行，因为剧本语料量太小了，但估计也不会太久。”

一只“被看见”的猴子和它的时代

从《河西走廊》到《后西游记》，从历史纪实到神话幻想，从“作品思维”到“产品思维”，李东珅的转变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被看见”不仅是他作为创作者的渴望，也是AIGC作为一种新生产力，在影视行业争取的入场券。

这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小猴子，最终能否取回“真经”尚未可知，但它的第一步，已经让整个行业听到了回响。而回响本身，或许就是新纪元的开场白。